陈丹燕:一直喜欢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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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6-27 14:56:52 点击:2636次


陈丹燕,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上世纪80年代开始儿童文学创作,80年代后期从事成人文学创作,著有上海三部曲《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散文集《写给女孩的私人往事》《唯美主义者的舞蹈》《长裙上的花朵》等。

 

在许多人眼里,陈丹燕的名字等同于上海。或者更准确地说,等同于“小资”的那一部分上海:淮海路的梧桐树,红房子的虾仁杯,那些藏在小巷深处的老式建筑永远风情旖旎,那些定格在黑白照片上的旧式千金一生精致纯粹。在《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红颜遗事》和《上海的金枝玉叶》三本“上海三部曲”次第登上畅销书榜后,“小资教母”、“海派文化代言人”等各种名头也开始频繁出现在和她相关的报道中;甚至,她在作品中对旧上海文化与社会情境的那些精致美好的描摹,使得一大批哈日哈韩哈欧美独独不待见中国文化的时髦青年也一度盛行“膜拜”起旧上海来,陈丹燕的名字一度成为了怀旧、风雅、别致的流行符号。

可能对于有些作家,“成为畅销书作家”是一件值得兴奋的事,但陈丹燕却对此始终略带遗憾,比起成为流行、许多人买她的书,恐怕她更希望的是能够被更多人读懂她的文字吧。比如《上海的金枝玉叶》的主人公戴西,她的人物原型是老上海著名的永安公司郭氏家族的四小姐,在社会变迁中,戴西从锦衣玉食跌落到一贫如洗,历经挫折与磨难,但从未丧失对生活的信念。在塑造这个人物时,陈丹燕坦言“她性格中的复杂面都不忍去写”,她在这一本书里强调了一种永不破灭的尊严和骄傲,她“希望读者能在关注城市文化表象的同时,能够更多地了解属于上海的精神传奇”。

写上海写了十余年后,陈丹燕有一天说,“这座城市,我能写的都写了”,她说,自己将停顿一段时间休息一下,进行“清洗和积累”。于是她从各大书店的“畅销排行榜”上消失了一小段时间,等她的书再一次出现在我们视野的时候,少了些喧嚣,少了些热炒,她的欧洲游记系列只用照片和文字就让人耳目一新——不是新奇,是清新。

这几年,陈丹燕走了很多地方,欧洲大陆和美国,从大西洋的这一端走到了那一端,脚步甚至踏到了北极的净土上。她通常在冬天和春天蛰伏家中,一天八九个小时的写作,写得蓬头垢面腰酸背痛。然后到了夏天,她就揣着版税,背着行囊,一个人云游去了。一个人,不用导游,不跟任何旅行社团,拿着本自助旅游书,去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西班牙……有一年她去了德国,是9月下旬去的,那一次她感受到了战争的恐怖气氛,在机场,亲身经历了“白色粉末”的威胁。虽是虚惊一场,可直到飞机落地上海,才真正松了一口气。还有一次在西班牙,她丢了钱,语言不通,连吃十多天冷的食物,一度感到极度的艰苦和寂寞,可是没有吓住她,她仍然在每一年的夏天飞离上海,探寻新的心灵热土。这样的行走,使陈丹燕对于欧洲文化有了最感性的认识,同时加深了她对上海的理解。上海和欧洲,是她近年的创作题材。“在德国、法国和奥地利,处处能够看到上海的影子。这是我第一次睁开眼睛回看我的文化背景,回看我成长的城市起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那一次,我在希茜公主的铜像边看书,看到有个中国来的旅游团,扯着大嗓门,一副很不文明的样子,但是他们每个人都分别和希茜公主合了影,我突然被感动了,这就是一代人的文化情结。”

 

 

Q有人说,你的创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儿童文学作家、女性小说作家和畅销书作家,对于这种说法,你是怎么看的呢?在“精灵妈妈”、“小资教母”这些称谓中,哪一个更接近真实的你?

A我不觉得我的写作能够这么明确的分阶段,也许它们是可以彼此重叠的。还有,一个作家常常是不能够这么清楚地为自己划分某一个阶段和某一个状态的,所谓当局者迷吧。至于那些所谓的称谓,都是别人对我的界定或者是媒体对我的评价,我觉得这些都不是真实的我,这些称谓和我本人并没有什么关系。

 

Q:在上海以外,为什么你会选择欧洲作为你文学的心灵家园?如果让你再去游历非洲、美洲——那些地方也有非常特别的风景和文化,那么你也同样会写出类似的作品么?或者说,中国亦有许多风光美丽文化独特的地方,比如云南,比如西藏,你想过为它们写一些类似的文字么?还是只有欧洲能打动你?

A我曾经想过我要全世界都去到,但是现在我不这么想,我希望我能够经常地去欧洲,更多地熟悉它,更仔细地了解它,而不是全世界都去到。其实有一个阶段我很想去非洲,也做了很多旅游的计划,但是有一天我觉得一个人能做的事情其实很少,不能什么都要,所以我放弃了。至于为什么选择欧洲,我觉得作家写一本书,这种偶然性就好像今天有没有太阳以及太阳照在了什么地方:太阳如果照在水上,就么就会反射出明亮的光;而如果照在了石头上,就可能什么也不会发生。这完全是偶然性的,你不能够用目的来要求。我觉得,作家更像一个旧式的手艺人,有很大的局限性。我第一不是上帝,第二不是传媒公司,第三不是旅行社,所以我不承担任何有实际目的性的工作——比如“应该”为哪里写一本书,我承担的是太阳照在一汪水上的时刻我记录它反射的光。欧洲对于我,就是太阳照在水面上。

这么说吧,创作的过程是一个苹果生长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可乐生产的过程。可乐可能只要你有配方就可以调配出来,但苹果一定是需要一粒种子,需要一方土壤,需要水,需要阳光,更需要足够的生长周期,这中间有任何条件出现任何偏差,可能就不会成长出最后那颗成熟的果实。

 

Q:对于你的写作来说,“在上海”的写作状态和“在路上”有什么不同?你更喜欢哪种状态?

A:其实都很喜欢。“在上海”是稳定的常态,是一个作家必要的;而旅行的时候,我大概不会写任何的东西——我不是一个能够一边旅行一边记笔记的人——我需要一定的时间消化我看到的东西,就好像你吃进去的东西不会马上变成营养,要经过各种消化的程序,才能被身体吸收;写作对于我就是类似这样一个消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就好像把旅行重新走一遍,然后把旅行中没有看清楚想清楚的东西,在写作中看清楚、想清楚,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非常享受的过程,一点都不亚于旅行的当时,有的时候可能还比当时更享受——因为你有足够的时间,有足够的从容。当然,与旅行相比,回到上海的生活还是非常日常和实在的,一件件事情都跟着你,很难像旅行中那样用大块时间把日子过得很纯粹。

应该说,写作状态的不同不是问题,“在路上”对我最大的影响是让我看到了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世界,知道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世界虽然有很多的不同,但是人性都是相通的。这些可能对我的创作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对我的心有很大的影响,有的时候做一些事情不是可以从“因为”就到“所以”的,不是为了一个目的就可以去做所有的事情的。欧洲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没有目的地、但是是我很喜欢的事情。关于欧洲的书都不是在没去以前就做好计划要写的,如果一个人做所有的事情都有这么强的目的,就太没有乐趣了。

 

Q好像你从最初的职业一直到现在都是在写作。写作给你的生活带来什么呢?

A写作是我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内容,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把当作家当成我的理想,所以我一生当中没有做过别的事情,如果不写作的话我大概会非常焦躁,它给我带来的是整个的生活。

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喜欢写作的人。我自己觉得,写作是高兴的事情。因为有的时候,我听到我的很多作家朋友跟我讲,开始写作的时候要坐到那个桌子前面,是很痛苦的事,因为这标志着你漫长又寂寞的一天开始了。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这个感觉,我觉得,我坐下来就是像一个萝卜坐到那个坑里去,这个就是我的地方。我一直是非常喜欢写作,虽然很辛苦,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心里是喜欢的。我想,如果我不生活在上海,我爸爸、妈妈没有离开北京,让我生活在北京,我想,我最后也一定会成为一个作家的。

我觉得我一直是在想要建立我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想要找到我自己的生活,它的核心就是我要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要把我喜欢做的事情当成我的职业,这是我很幸运的地方,我一直想要当一个作家,所以我现在成为一个作家。我觉得这其实是实现了我自己想要的生活。

但这个职业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职业,你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是成功的:在你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是一张白纸,前路很广阔,不管怎么走都是在前行的,但是越到后来越难。有一次我去听朱哲琴唱歌,她带了新的风格和新的作品,那个演唱会是很小的场子,很容易看到观众的反应,所以你会发现当她唱到很多经典的好听的歌曲的时候,比如西藏的那些歌,羚羊过山岗,大家都在和她一起唱,大家都很认同她;但唱到全新风格的歌曲时,大家的反应一下子就冷淡下来。其实一个做创造性工作的人,一辈子都是和自己为敌的,和自己的成功为敌,别的职业的成功可能是财富,但创造性行业的成功可能就是自己的障碍。所以,写作其实一直要很辛苦的工作,但是如果这个工作是你喜欢的,你不会觉得特别不能忍受,反面我为我自己喜欢东西付出努力,我觉得我的生活很值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