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逢一笑泯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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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7-19 9:12:40 点击:1479次
 

时间,踩着沉重的脚步一分一秒的走过,台下却依旧没反应……台上的何占豪、俞丽拿掌心紧张地渗着冷汗,后台的陈钢也只能踱脚着急。瞬间……只是在一个瞬间,暴风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天际,绕梁不绝,兰心大剧院炸开了锅,每个人的眼睛里都饱噙着泪花。

当年的盛况仿佛近在眼前,最后一声和弦在空气中的散发的回响若隐若现,“当时,台下掌声不像现在又是叫唤,又是跺脚。”何占豪回忆道,“台下的观众就是默默的鼓掌,这是我最难忘的第一次喝彩,真叫不快不慢,经久不息。”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教人生死相许。

诚心聆听音乐者都应该感悟得到,这种纯粹的理想化的宣誓才理应是《梁祝》最原始的主旨,而《梁祝》也绝非是让人为名利趋之若鹜的小道具。

然而,《梁祝》已然成为中国的一个符号:凡是有太阳的地方就有华人,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梁祝》谱写了太多奇迹,他见证了“业余”作曲家所缔造的辉煌。但是,当我们回眸历史,不难发现中国最伟大的三位作曲家刘天华、阿炳、聂耳不都是业余的吗?

可是,《梁祝》毕竟是音乐而非产品,这种符号化的放大,无形中让《梁祝》本身的音乐性渐渐弱化。令人忧心的是,会否有一天,《梁祝》会成为辉煌底下的“见光死”。

一晃五十年而过,从昔日的共谱辉煌到今日的恩怨情仇、是是非非,《梁祝》这部国内被称为“民族的交响音乐”,而在国际上更是被誉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实在承载了太多音乐之外的纷纷扰扰。让人不禁感叹:50年后的《梁祝》太需要“非诚勿扰”了!

曾经那群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如今都已经迈入人生的老年,只剩下记忆和相片还定格在那似水流年的年代,那荡漾着青春的容颜。试想,五十年风风雨雨走来多不容易!终究,历史会铭记每一个曾经为《梁祝》挥洒过血汗的创造者。

如今,何占豪回想起曾经走过的漫漫长路,那些世俗瓜葛形同渺茫沧海中的一芥浮云,“当年我们这一代青年,代表着我们这一代人的志气——要把中国的交响乐推向世界,要将中国的民族音乐推向新的高峰。《梁祝》来得多不容易!在这其中所包含着不是我一个人的汗与泪,孟波院长、已故的刘品 教授,还有丁芷诺、俞丽拿等这些小提琴民族化试验小组成员,包括陈钢和我的名字,都应该镌刻在《梁祝》的里程碑上。民族化并不是简单化,《梁祝》能有今天的成就已足以让我感到欣慰,想到这一点,还有什么不平衡的呢?难道我们不应该高高兴兴的庆贺《梁祝》50年?”

缘起《梁祝》

半个多世纪前,一场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进修班的入学考试,引得全国各地的音乐才子纷至沓来,经过几轮残酷而又激烈的竞争角逐,何占豪这个从乡下来沪,十六岁才看到小提琴,十七岁才开始学琴的“另类考生”,凭借他出众的才华脱颖而出。如今幡然回想当年的情景,何占豪忍不住半开起了自己的玩笑:“其实我是不准备来考的,不是!我是准备来考的,但是不准备录取的,因为如果要排名次的话,我的琴技大概是全院倒数第三位。”

出乎意料地坐进了上海音乐学院的课堂,让何占豪有机会接触到更多国外的优秀作品,可是,这些课堂上学来的优美旋律连自己的母亲都不爱听,而经常下乡进行慰问演出的更使他的心里防线节节败退,对于他们拉的外国曲子,老乡们却不爱听,这些没有中国味的小提琴曲在他们听来不过是西方人故作优雅的“锯木声”,自己学了那么多乐曲如今成了“无用”的纸上谈兵,曾经在浙江省越剧团工作过的何占豪也深感困惑:世界上有这么多音乐名家名曲,为什么都是外国的,中国人真的不行吗?

在当时的音乐学院支部书记,长笛教师刘品 先生的启发与引导下,何占豪和丁芷诺、俞丽拿、张欣等六位同学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其中只有他一人是男的,其他人都被他笑称为“红色娘子军”,而身为组长的自己则不折不扣地当起了“洪常青”。实验小组的成员不知从哪里来的劲头,平日里除了要完成自己的功课作业,还要花很多精力去搞业余创作,同时又得在民间音乐的学习方面花去不少时间——白天时间不够用,就在深夜“挑灯夜战”;瞌睡了,就打上一桶自来水冲一下脑袋……不久,何占豪就根据他熟悉的越剧素材创作了一首被他戏称为《小梁祝》的《梁祝四重奏》。

著名越剧琴师贺仁忠曾提出:小提琴是西洋先进乐器,戏曲中如若使用得当,可以使乐曲更有表现力。不仅如此,他还用《二泉映月》作教材教授何占豪如何各种民族风格的演奏手法。《小梁祝》的创作源泉正是融入了这种风格性的演奏手法,在之后的下乡演出时,老百姓终于听懂了小提琴的美妙旋律。

试验小组也因此在音乐学院也小有了名气,何占豪他们“振兴民族音乐,小提琴民俗化”的理想也逐渐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当时文化部党组书记钱俊瑞来“上音”视察时,对实验小组的创举大加美誉——“小提琴民族化方向是一条值得探索的道路,请大家再接再厉”。在大礼堂的后台,孟波马上将这席话传达给了何占豪,更使得这群意气风发、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想办法使中国的小提琴让老百姓喜欢。

适时恰逢国庆10周年大庆,当时闻名于世的十大小提琴协奏曲中又唯独少了中国的一席之地,上级领导便对实验小组布置了更宏伟的要求:“你们这个小组不能小打小闹的搞,要勇攀国际高峰,要写出一个大的协奏曲。”也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爱上层楼,大跃进的思潮让这群抱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美好理想,在还没有奠定理论基础便自诩为“小提琴民族学派”的年轻人,虽然还没有做好“走前面的人没走过的路”的思想准备,只是凭着一腔热血豪情万丈地接下了这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下乡去往温州前线采风的船上,一行人久久不能入眠,在甲板上开会商定创作题材。“娘子军”们很积极,一翻热烈的讨论后,马上就有了两个方案:第一是“大炼钢铁”;第二是“女民兵”;何占豪随即又根据领导曾经的指示,补充了最后一个方案,提议用越剧风格为《小梁祝》写个大的协奏曲。

多少年来,“大跃进”运动向来以“左”倾冒进的产物为人诟病。大跃进的路线是错误的,但为什么错误路线下,会出《梁祝》这样好的作品?50年后,何占豪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试想,如若没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超英赶美”的理想,甚至是接近“唐吉歌德”式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怎会有如今如此完美的《梁祝》呢?“毛主席提倡‘洋为中用,西为中用’,说我们要为工农民服务,为当前政治服务,为大炼钢服务,错了吗?没错!大跃进是我们的志气,中国人赶超世界人民的一股志气,不能全部否定。我拉小提琴是洋的,但我们要为中用,《梁祝》是谁出的题材?是农民伯伯,本身就是下里巴人的。我写《梁祝》就是要响应为工农民服务,我何占豪是无心插柳,但没有大跃进就不会有50年来阳春白雪的《梁祝》的经久不衰,是时代在有心栽花。”正如何占豪的豪情壮语一般,寄托《梁祝》那个关于“托梦蝴蝶”奇妙幻想的不正是大跃进时代年轻人骨子里泛滥的理想吗?

慧眼独到的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孟波 先生深知何占豪既懂越剧、又会小提琴,立即大笔一勾——创作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提案就这么一锤定音了。

然而,《梁祝》的创作过程却并非一帆风顺。之前经历了《小梁祝》、《二泉映月》的创作,肚子里东西都被搜刮尽了,真正开始创作《梁祝》的时候,何占豪却再也写不出来了,并且一种“我是业余的”的惶恐侵袭着他的思想,不禁打起了退堂鼓,不愿意接下创作的任务。这下可急坏了刘品,他把何占豪喊去谈话,而何却仍旧执拗着不肯写、不愿写、不想写。

在这些日子里,刘品为了做何占豪的思想工作,便与何朝夕相处,甚至连睡都睡在了一起,依着枕头共话音乐。一天晚上,何占豪给刘唱越剧,刘连连赞叹唱得好听,还鼓励着何占豪道,“你不是认为那个是越剧,不是小提琴协奏曲么?难道巴赫他们的音乐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脑子里生来就有的?他们也是从民间音乐中汲取来的。”就这席话顿时让何占豪打开了思路,从而坚定了民族音乐可以化为小提琴音乐的理念,思想上也完成了从“要我写”到“我要写”的转变。

那年的温州正是橘子丰收的大好年头,阵阵芳香随着婉转秋风将何占豪从美梦中催醒,奔波于上海温州两地的“钦差大臣”刘品早不知上哪儿去了。睡眼惺忪的他瞧见床头的书桌上摆放着一盘桔子和一个橙子,下面压着一张字条,上面用钢笔写着:“何占豪同学,我们一定要奋发图强,为小提琴的民族化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组织上相信你,你一定能够为我们民族化事业做成更多的贡献。”

遥想当年在温州那一幕,何占豪还是忍不住淌下了激动的泪水:“当时我只是个小小学生,但是从领导到支部到 老师都这么重视,我很感动。刘还给我提议说,过去的‘四重奏’很好听,但主题不够深刻,要我重写,这也激发了我的创作思路。”

《梁祝》情迷民族化

何占豪克服了心魔的作祟,《梁祝》的创作工作也正式拉开了帷幕,创作实行组分工的方案——何占豪与丁芷诺这对曾经合作过《二泉映月》等一批优秀的小曲子的老搭档,业已磨合出了默契,因此《梁祝》最初的创作工作正是由何占豪与丁芷诺进行。

然而,刘品还是有些心存疑虑,便向何占豪提议:这么大的曲子,以前都没人写过,单靠小提琴专业来全权完成恐怕有些困难,应该找个真正学作曲的。刘品想到了陈钢,当时,陈钢是丁善德院长的学生,如能约他共同参与,《梁祝》的推广不但能得到丁院长的一臂之力,而何占豪他们也可以获得去丁院长门下学习的机会,想到这个层面,何占豪也欣然同意了刘品的建议,立即代表实验小组找到了之前并不认识的陈钢,向他发出了邀请。可是,陈钢却婉拒了何的邀请,一方面陈钢那时正在忙着创作毕业作业;另一方面,相较并非“科班出生”的何占豪等人,陈钢本身骨子里的傲气也使他不愿和并“不专业”的实验小组合作。

得不到陈钢的帮助,何占豪同丁芷诺也只能“自力更生”了,温州采风的一个月里,两人对乐曲构思逐步达成共识。在创作主题之前,刘品 先生曾很慎重地向他指出:《小梁祝》的爱情主题虽然有,但缺乏深度。也正是有了 刘 先生的提醒才促使了何占豪能够重新回到越剧中寻找深情地素材。

于是,何占豪沉浸在了属于他的音乐海洋之中,苦思冥想,日思夜想,连梦境都注满了抑扬顿挫的旋律,很快满卷的音符跃然纸上。根据越剧尹派创始人尹桂芳唱腔中《红楼梦》中贾宝玉的那声甜美叫唤“妹妹啊”提炼的《梁祝》的主题也油然而生,而活泼的小块板“三载同窗”业已经初具雏形,之后,丁芷诺更对主题旋律作了初步的配器。

19592月寒假刚过,丁善德说服了陈钢加入《梁祝》的创作队伍,消息不胫而走,为此,顾全大局的丁芷诺悄然退出了创作队伍,想起当年丁出走的情景,何占豪经不住黯然神伤,后悔不已,“现在想来,真有点后悔,当初我为什么不提出留住丁芷诺,如果三个一起合作,就更能体现这个作品是整个小组的集体劳动成果,或许现在也可以少了许多是是非非。但可以肯定,丁芷诺身上,正有着当年‘毫不为己,专门为人’以及‘吃苦在前,荣誉在后’的可贵品质,令我铭记终身!”

陈钢的父亲正是著名作曲 家陈歌辛先生,当何占豪还在浙江杭州越剧团工作时,就曾得到过陈歌辛热情的辅导,这也拉近了两个陌生年轻人间的关系,因此每次何占豪到他家去合作《梁祝》都得到了热忱的关照,两人之间的合作很快进入了“流水作业线”——以小提琴为主的段落由何占豪先写旋律,用小提琴演奏给陈钢听,两人再互相商定,当场修改,而其余部分则由陈钢用钢琴创作,弹奏给何听,经过不断修改直到两人都满意为止,再由陈钢配器,两人的智慧才情不断碰撞擦出耀眼的火花,取长补短、珠联璧合,无数个无休的日夜融化在《梁祝》的每一个音符中。然而,何占豪却不无谦虚地表示,“其实说得确切一些,当时我们两个还是尚未全面掌握作曲知识的青年学生,根本谈不上是作曲家。”

用乐章奏鸣曲式的结构来写《梁祝》是陈钢首先提出来的,虽然与原先情节性的构思存在矛盾,但经过两人反复思索,终于将两种思维统一在了一起:充分运用奏鸣曲式中对比、展开、再现等原则使《梁祝》符合了音乐上的逻辑,又尽可能适应老百姓的思维习惯。在《梁祝》的布局结构上也保留了“草桥结拜”、“三载同窗”等以内容命名的方式,这本身就将 《梁祝》烙上了“中国特色”的烙印,正如曲式权威钱仁康教授所言,《梁祝》的确已经“不太像”典型的西欧奏鸣曲式。

当初,孟波促成了“何陈”的联手,在《梁祝》整个创作过程中,孟更是倾注全力。听了最初再现部表现蝴蝶翩翩起舞的那段旋律后,他感觉在感情色彩上还不够鲜明,于是提出要重组这个旋律。为此,何占豪大伤脑筋。突然有一天,何占豪想起当年苏昆演出的《游园惊梦》中“万年欢”曲牌那段旋律极为优美,大可借鉴,于是跑遍了散落在上海街道各处的新华书店,终于在一本辞书中找到了那段曲子,于是立即提笔将商调式的昆曲音调和徵调式的越剧音乐“移花接木”,写成了如今那阙让人只闻其声便如临境的“蝶恋蜂飞”之章……

《梁祝》的初稿作品应运而生。试演当天,正当在场所有人为梁祝的情谊感彻肺腑之际,整部曲子却在《哭灵投坟》画下了尾声,音乐嘎然而止,空气中仿佛游移着意犹未尽的不快……“那时,孟波就问我们为什么没有‘化蝶’。我回答说,化蝶是迷信!我们新中国青年是不相信迷信的!结果,孟波当场大笑说,‘这不是迷信,这是人民的理想,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可见,当时孟波的思维已经是抗潮流的,这更显出它的英明指出。”年少轻狂而又行事“鲁莽”的何占豪若没有孟波这样的良师益友的教诲,《梁祝》也不可能有像如今这样将浪漫升华到极致的结尾。

辉煌首演

1959527日,《梁祝》作为上海音乐学院参加上海市音乐舞蹈会演的节目,正式首演。台下600多个位置座无虚席,黑压压的人头攒动,明晃晃的眼眸望着舞台,这是多么震撼人心的场景,然而,当天的兰心大剧院正是这般排场!

俞丽拿梳了个齐耳短发、身着长裙、提着小提琴缓缓走上独奏位,刚回归实验小组的丁芷诺担任乐队首席,何占豪正坐在丁芷诺后面参加乐队演奏……那晚,俞丽拿演奏得很投入,听众也仿佛沉浸在音乐中,灵魂随着眼前飞舞的“蝴蝶”久久远远地“出逃”……掌声此起彼伏地响起,陈钢从后台走上台兴奋地握住何占豪的双手,听众、领导和前辈艺术家们都非常激动,前来向大家祝贺。最后,丽拿重新出来谢幕,再进再出,观众还是不愿离场,一直到指挥破例让俞丽拿从头到尾把整个《梁祝》协奏曲再拉了一遍,到场的观众才满意地渐渐散去。

“我说不出自己当时是什么心情,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任务总算完成了。自从实验小组成立以来,我感到压力太大了,深怕辜负领导和同学们的期望;观众的掌声,送给我的是一身轻松……”何占豪意犹未尽地谈着首演时的感受,无限感慨发自肺腑,“回过头想想,我和陈钢只是穿着中山装的学生,真是两个学生,纯正的学生。《梁祝》之所以有生命力就是一个‘纯’字,在一个‘纯’的年代里,两个很‘纯’的青年写了一个很‘纯’的作品。”

那个年代,这群有着崇高理想的年青学生确实相当纯朴。在《梁祝》创作之初,刘品看到了俞丽演奏上的发展前途,担心《梁祝》的创作可能会耽误姑娘的前程,便提议暂时不要让她参加试验小组,让她能有更多的时间练琴,去国际比赛上寻求更多机会。得知详情的俞丽拿在小组成立那天晚上,饱含泪水地向同学们表示决心:自己宁愿做小提琴民族化道路上的一颗铺路石,即使将来成不了名家也愿意。而就在《梁祝》首演轰动全国的第二天,何占豪就和同学们一起下乡参加“三夏”劳动去了,这种置名利成就于浮云的天真烂漫,如今是多么难能可贵。

可是,《梁祝》真的火了!报纸报道、电台广播,就连上海新建的电视台也将当晚的空前盛况拍成了电视新闻——被新华社称之谓“中国自己的交响乐”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一下传遍全国。

何占豪的信箱塞满了来自教师、大学生、工人等各阶层群众写来的信,“他们信上会这样说:我是音盲,本来对音乐一窍不通,《梁祝》让我听懂了,感谢你们……有的还告诉我,听到‘楼台会’时,他们忍不住边听边哭。我听到这样的消息,心里很高兴,因为老百姓听懂《梁祝》、喜欢音乐不正是我们实验小组最大的心愿吗?”那些信件至今仍是何占豪最宝贵的珍藏。

1960年初,何占豪作为上音学生代表赴北京参加全国学代表大会,一个来自于中央交响乐团的电话让何占豪惶恐不已,曾经从西欧多章协奏曲标准“诟病”《梁祝》只能算小piece的留苏归国大指挥家李德伦竟要宴请他这个不经事的学生!而在那个年代酒店宴请算是一种相当高的接待规格,何占豪也深深感受到李德伦先生宽广的胸襟,在之后的文革时期,李先生甚至为了《梁祝》不顾自身安危,与“四人帮”当面对质,也因此受到了更严酷的迫害。

《梁祝》留给何占豪无数荣誉,同样带来了劫世灾难。伴随着文革的爆发,《梁祝》被打成了“封、资、修”的典型,文艺“大毒草”,被迫遭到了禁演的封杀令。素来耿直的何占豪难以抑制心中的愤愤不平,毫不掩饰地宣泄了自己“反江青”的思想,不久也被打成了“文艺黑线”。当时,红卫兵给何占豪写了一个大标语:何变成猴子的“猴”,占写成站在地上的“站”,豪写成嚎叫的“嚎”,“猴站嚎”无疑是在挖苦他“反江”的满腔正气,以此来侮辱他……

化蝶50

在那个最黑暗的年代,何占豪与《梁祝》同甘共苦,共同沉浮,在他最困难的、最迷茫的时候,给他最大的安慰的依然是《梁祝》。

十年岁月,风雨如磐,可《梁祝》不灭的声音始终在华夏大地回响,鼓舞着在迷惘困顿中的人。文革期间云南大学就有这样一则与《梁祝》结缘的故事:云南大学的主楼是一个塔楼,在文革期间每天晚上两三点钟,总有人发现里面有像鬼火一样在闪烁的东西。那时候工宣队和军宣队开了个会,他们当晚就把那个塔楼包围起来。到两点钟,这个火又闪了,他们破门而入,进去一看,一群孩子每人拿着个电筒,正蹲在那里听《梁祝》,再一看,这些孩子竟全是他们自己的孩子!

平地一声春雷响,“四人帮”被打倒,文革那一阙仿佛用簧管奏出的恐怖乐章终于画上了最后一个休止符。《梁祝》如重生般沐浴春风——在那个四处冲满“红宝书”,文艺作品稀缺的年代,《梁祝》仿佛那只舞动在电波中的斑斓蝴蝶,飘然而至。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放《梁祝》的唱片,成了上海人民为数不多的精神依托,耳畔重新响起“长亭惜别”、“化蝶”、“草桥结拜”的华美旋律,仿佛是《梁祝》正在用它特有的“纯”净化着人们封闭了十载的心灵……“我们要感谢文革。文革之后,《梁祝》通过电台首播解禁,一下子更是红遍全国!”

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进程紧锣密鼓的进行着,随之而来的是“物质”与“利益”欲求的膨胀,“名利”二字忽然变得微妙了起来。一本名为《黑色的浪漫曲》的小说,大篇幅的将《梁祝》协奏曲的创作灵感与陈钢的初恋紧密相连,而此书的作者正是陈钢本人。随后,1992年二胡改编版的协奏曲《梁祝》在美国卡内基上演,节目单上却没有出现何占豪的名字。《世界日报》的推波助澜更造成了两位作曲家首次在海外报纸上的冲突。也因此将两人之间的口诛笔伐推上了又一个高潮。

十年后,陈钢又用个人名义用《梁祝》去申报蜚声中外的美国斯卡莫大奖,这是一项个人荣誉奖,令何占豪愤慨不已,“如果陈钢在四十八年前和我合作时,对越剧一窍不通,我还能理解,时至今日,不仅不懂,还要装成内行的样子,以作者的身份,多次到中央电视台去误导听众,这就不应该了,为了个人成就而抹煞别人集体辛勤耕耘得来的成果就更不应该了。”

面对昔日因《梁祝》结缘的好友如今几乎成了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各奔东西,当年《梁祝》的演奏者俞丽拿情不自禁地用略带感伤的语调感慨道:“因为《梁祝》,老何和老陈是从过去吵到现在,从国内吵到国外,真不知道该怎么劝啊”。

然而,就在2007年的末尾,介于小提琴家潘寅林的从中斡旋,陈钢竟在何占豪亲自指挥乐队演奏《梁祝》完毕之后,上台祝贺,二人在台上握手示好,昔日的好友尽管并未就此放下成见,但却为《梁祝》的50华诞写下了最绚烂的序章。对于这位相交伴世纪的老同学、老朋友,何占豪从不否认他为《梁祝》成功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我认为,陈钢在《梁祝》的构思上面确实很有作用,他把我们的民族也段很好的同西方音乐相结合,符合旋律发展规律,因此使得整个布局有了新的突破,新的面貌。比如小提琴和大提亲对拉那一段,虽然不是他写的,但是对我的旋律发展起到了启发作用。现在想来,我和陈钢之间的‘蜜月’怎么就不能长过50年呢?前两天我还给陈钢打了电话,我说我们仍然像50年前一样,忘记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五十年多不简单呀……他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了。这样多好!”

五十年《梁祝》重的是“含情脉脉”、“一往情深”。许多人或许一辈子都说不上《梁祝》为何人所作,却能永远铭记住玲珑剔透的旋律,快乐时哼唱助兴,悲伤时凭吊情思……或许,只有一双自由的蝴蝶比翼双飞,重新谱写钱塘江畔的浪漫,才能唤起更多人心中的美妙回忆。若得如此,夫复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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